——学习表现主义文学后的胡思乱想

我是谁？这个问题像一把锋利的刀，刺穿了时间的帷幕，却无人知晓是谁挥动了它。然而，“我是谁”不仅仅是一个问题，它是一种撕裂，一种对存在本质的疯狂追问。表现主义，正是这种撕裂的产物，它撕开了理性的表皮，暴露出人性深处的混沌与荒诞。

无论是中国古代的“气”论，还是西方哲学中的“存在”与“本质”，人类始终在追问：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为何存在？表现主义，在我看来，是一种极端的回应。它不再满足于理性的解释，而是通过扭曲、夸张、甚至荒诞的形式，直击人性的核心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“性”，这种“性”包含了思想、欲望、行为，甚至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内在驱动力。而表现主义，正是对这种“性”的极端探索，它试图通过撕裂现实的外衣，揭示出人性深处的真相。

工业革命后的世界，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割裂愈发明显。人不再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而是被抛入了一个机械的、异化的世界。社会成了牢笼，自然成了遥远的记忆。人，仿佛被异化了，而异化的人又进一步异化了世界。这种异化在表现主义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中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，但他的思维、情感、灵魂却依然是人的。这种荒诞的变形，正是对人性异化的极端表达。卡夫卡并没有给出答案，他只是将问题抛给了读者：当人的躯体异化为昆虫，人的灵魂是否依然是人？这种追问，正是表现主义的精髓——它不提供答案，而是通过极端的表现形式，迫使读者直面存在的荒诞与矛盾。

在学习了表现主义文学后，我意识到，人无法绝对客观，也无法绝对主观；无法完全唯心，也无法完全唯物。我们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悖论中：我们既是观察者，又是被观察者；既是主体，又是客体。这种矛盾在表现主义文学中得到了极致的展现。作品中的无序与荒诞，正是人性深处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映射。我们无法确定人性是否就是本质，因为本质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触及的幻象。就像一个杯子无法装下它自己，我们无法通过人性来完全理解人性。我们只能通过奇怪、幻想、甚至疯狂的表达，来稍稍触及那深不可测的本质。

每当我醒来，重复着那些看似“人性”的行为——穿衣、进食、工作——我不禁怀疑：这些行为真的代表了人性吗？还是说，人性本身就是一种幻觉？或许，人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异化。异化与正常，本就是相对的。当异化成为常态，异化还是异化吗？这些问题让我感到混乱，甚至荒诞。但正是这种混乱与荒诞，让我意识到，表现主义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答案，而在于它提出了问题，迫使我们去思考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存在之谜。

写到这里，我不禁自嘲：我这岂不是杞人忧天？然而，正是这种“杞人忧天”，才是人类前进的动力。一个民族，一个种族，不能没有那些仰望星空的人，哪怕他们的思考再荒诞、再可笑。表现主义文学教会了我，荒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对荒诞的漠视。它让我明白，尽管我可能不会成为那个“杞人”，但我依然会欣赏星空，欣赏未来，欣赏那些敢于直面荒诞的人，也欣赏那个在荒诞中不断追问“我是谁”的自己。

表现主义文学，正是这种荒诞中的光芒，它照亮了人性深处的黑暗，也照亮了我们在异化世界中寻找自我的道路。